利率市場化的方向，自然要堅定不移，但考慮到我國實體經濟對偏高利率承受力不足以及金融體系的風控能力不強，需要把好利率市場化的節奏，中期內存款利率上浮比例不宜再行擴大
四、規制非銀行信貸融資市場
非銀行信貸融資市場，不需要繳納存款準備金、不受存貸比限制、監管管制少，本應提供成本適中的資金，但其利率卻高達銀行貸款利率的兩倍以上，中小企業等資金需求者深受其害。非銀行信貸融資市場的資金提供者獲得了兩倍于銀行存款利率的高息，卻拒絕承擔承擔虧本的風險。投資人購買一年期投資理財產品，普遍把預期收益率為5%當成確定的收益，基本上沒有虧損的心理準備。這樣，直接把無風險收益率由3%推高了70%至5%。投資人購買信托、PE等超高收益率產品，心態類似。對“無風險”高收益率的追逐，不僅使企業家偏離實業，熱衷于“炒資金”，也使商業銀行資金來源緊拙。當務之急是要把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小貸公司、第三方金融產品代銷公司等各類金融中介機構納入統一監管。我國“一行三會一辦（地方金融辦）”金融監管體系已經比較龐大，對于銀行、證券、信托、基金、保險之外的融資行為，一時找不到對應監管主體，就由人民銀行監管或指定監管主體，約束高息產品的產銷行為。投資人風險教育更加迫切，特別是買者自負，必須要依法堅決執行。中國銀行業協會等行業組織應多在主流媒體上做“高息融資不受法律保護”的公益廣告。令人刻骨銘心的損失也是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否則，我國市場“無風險”收益率會越推越高，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都將無法承受之重。比如，股權融資的本質就是無固定期限，不需要還本，從而是一種低成本的長期融資工具。但在追逐“無風險”高收益率的大環境下，也被中介機構包裝成有固定期限有高額固定回報率的“兩不象”產品，資金需求方不得不承擔高息成本支出。作為一個凈出口國家，貨出錢進，我國資金過剩是中期現象，宏觀上資金供大于求。概言之，我國的產業結構、資金供求大勢以及文化價值觀，都不支持“食利”階層過度獲益。
五、寬容企業境外融資
面臨著境內高成本的融資和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成本增加，企業轉而尋求境外融資渠道，借助銀行海外代付、內保外貸等產品降低融資成本。當前銀行在外債指標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多數銀行不得不僅提供3個月期以內的代付產品，即便如此也能為企業節約相當的財務成本。例如，境內糧油企業從巴西進口大豆，根據產銷周期需銀行提供三個月期融資，即期付款給巴西農場主，可供選擇的融資產品及價格有三種：方案一，銀行提供人民幣融資，三個月期境內人民幣貸款利率5.6%；方案二，銀行提供境內美元貸款，三個月期境內美元貸款利率3.3%；方案三，利用香港代付渠道，提供境外美元貸款，三個月期貸款利率2.3%。若不考慮3個月內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成本變化，方案三較前兩個方案分別可幫助企業降低59%和30%的財務成本，這對利潤微薄的糧油企業來說十分可觀。籠統地看，境外融資繞開了國內的貨幣緊縮政策、推高了國家外匯儲備以及引致不公平競爭，所以應該嚴管。但境外融資降低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提高了國際競爭力。實行人民幣匯率漸進升值（由此帶來外匯儲備高企），原因之一也就是為了保持我國外向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國家對食用油等國計民生產品限制漲價，但這些企業進口的原料成本仍在上漲，境外融資成本低能夠對沖了部分原料成本的影響，維持了這些企業在限價令之下的持續經營。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為應對通貨膨脹，將利率提高到創紀錄的8%。其時，日本企業境外融資無限制，日本一流的大企業正是通過境外發債和借款避免了國內高利率的沖擊，維持了日本核心出口產業的競爭力。作為一種貿易融資業務，海外代付業務與實體經濟聯系最為緊密。
2012年8月后，3個月期以內的代付也要納入境內銀行的存貸比考核，使得銀行每做1美元海外代付，就要耗費8.35元的存款指標。我國進出口企業普遍利薄，銀行辦理海外代付業務收取的利差普遍不足1%，而各家銀行存款資金又十分緊拙、存貸比普遍觸及上限，銀行不得不普遍放棄了這一微利業務，進出口企業獲取廉價海外資金的渠道被截斷而備受打擊。海外代付融資仍不計入銀行存貸比統計為好。
六、提高銀行消化資金成本的能力
資金來源成本提高大勢所趨，完全轉嫁不行，銀行要能消化一部分。一是嚴密控制經營成本。主要是壓縮辦公和營業面積和裝修標準、縮減信息科技投入、減少品牌及廣告投放、節約營銷費用和節約員工成本。二是回歸理性業績增長。過去幾年，投資者對銀行業的高業績增長并不領情，銀行業績增長遠高于大市，但股價增長輸于大市。銀行業需要調整發展戰略，“規模利差優先”轉為“結構調整優先”，停止業績競賽，利潤由對應9-10%的GDP增長率，轉至7-8%的GDP增長率，也即銀行利潤增速要從20-45% 回歸 10-20%區間。商業銀行自身的經營成本降低了，業績目標下調了，從而增強了吸收、消化資金高成本的能力，降低利率和合理收費水到渠成。商業銀行降低經營成本，不僅需要行內支付結構、費用節約獎勵等財務薪酬政策的調整，更需要國家在資本充足率、風險資產計量、杠桿率、稅收、信息安全、安保設施甚至社會輿論等政策要求上的配合。
我國經濟雖然面臨較大的內外困難，比較優勢仍在，例如，用電、用地、用水以及用工成本較低，員工的勞動紀律(生產效率)較好，后勤（政府服務）和產業配套較全，基礎設施和物流較為成熟，國內大市場廣闊。特別是我國銀行業的服務能力強，具有大規模的融資能力和作業能力。全球1000家大銀行中，我國大陸就有110家，相當于印度（36家）、墨西哥（12）和東盟10國（63家）的總和。這些都是同類國家不具備的。只要我們政策得當，特別是在成本降低方面有所作為，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前景光明Cy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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