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抄”的代價近乎為零。即便偶爾有那么幾個人嘗試著創新，幾乎無一例外，很快也被那些掌握著資金來源、更生猛的抄襲者所超越，久而久之，很少再有人進行類似嘗試，“抄”于是發展為一種習慣和整個生態的土壤和空氣。
至少有三股力量一直在、而且未來仍然一直會是中國互聯網抄襲文化的推動者——因而也不要對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去模仿化抱有太大希望，除非三種力量同時被剔除。
首先，國內外的投資機構一直是中國互聯網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推動者，他們中的相當部分不是從美國回來，就是隨時通過互聯網關注著美國的一舉一動，他們在選擇投資對象時，也在所難免地將美國的經驗當作模版，碰巧的是他們即將投資的很多創業者也都有和他們一樣的海外經驗(這在早期非常普遍)。在資本追求低風險高回報的本性的推動下，這些機構更愿意將寶押在眾多的模仿者身上，何況最終他們還得去美國套現，而那里的投資者更愿意接受類似“中國版的XXX”這樣的概念。
所以，只要中國互聯網仍然靠來自美國的資金推動，或者需要美國投資者為創投者們買單，業務和商業模式向美國靠攏的局面就難以改變，抄襲就難以從本質上改變。
其次，互聯網的CYE特點就是沒有太多傳統行業的門檻，比如設備、廠房、供應鏈等，后者需要時間和金錢去克服，而基于互聯網的商業中絕大多數都不需要這些，你所要做的就是租用一個服務器空間，通過特定軟件自動生成網站，通過鏈接交換或廣告進行推廣(靠投資機構的錢來支持)，你所提供的服務要么是基于虛擬世界的，要么是來自供應商。所有這些都極大地降低了復制的門檻。
同時，互聯網領域的技術和應用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最終的勝出者很少是基于某一種技術和產品的，這又使得很多公司寧愿將更多精力放在完善其服務和商業模式的建立、而非與模仿者打官司上。
難怪即便在美國，模仿甚至抄襲也很常見。最近《沃頓知識在線》就有文章稱，“拿來主義”在科技業尤其嚴重，比如“當微軟必應推出‘基于決策’的功能時，谷歌為了保護自己的主導地位，也很快發布了類似的功能，當谷歌試圖超越Facebook，在自家社交網絡中對信息分享嚴加控制，并展開各種創新時，Facebook也立刻跟進”。
即便這兩股勢力都不再存在，中國互聯網行業也可能難以擺脫“抄”字盛行的可悲局面，除非中國主要的互聯網公司能夠擺脫從收入上完全依賴于中國的局面。道理顯而易見：
通過生態鏈經營(幫助初創公司發展，而非自己親自介入，就像一些公司所宣稱的)，確實可以提高效率，但在中國可能效率并非最重要的。中國擁有數量眾多、相比美國要便宜得多的人才(而主要的公司都在中國以外上市，可以享受和美國公司一樣的估值水準，資金也來自美國等市場)，在位者為了滿足增長的需要，可能更愿意自己去烙一張餅，這樣就可以享受整張餅，而不是將其分給其他人。
雖然將平臺開放給其他人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但那意味著不得不分給別人一部分，而中國整張餅卻是有限的(在一段時間內)。不錯，完全自己來烙餅進展會慢一些，但這些公司可能認為既然這張餅遲早是我的，也不在乎是現在吃到嘴里，還是等一段時間再吃到嘴里。這點對于保持業已非常巨大的基數的持續增長，非常重要。
于是，控制市場的增長節奏，反而對這些在位者有利，這就像既然位于美國國內的石油資源遲早是美國的，美國寧愿先不大量開采它們，只不過和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不一樣，美國的戰略是先從海外獲得所需的石油，而中國目前最優秀的互聯網公司在海外市場都鮮有作為，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這種局面也難有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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