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1日，紐約市場油價一度升至每桶99.29美元，創歷史最高盤中價。石油是經濟的血液，‘油價即將破百’的預期讓全世界都在考慮如何應對高油價帶給經濟的打擊。也讓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行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仍處于發展階段、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中國，新能源拓荒者又有著怎樣不同的創業軌跡？
紐約油價 創歷史最高盤中價
在度過了相對平靜的一周后，國際油市本周再度風云驟起。繼20日站上98.03美元的收盤新高后，紐約原油期貨在21日電子盤交易中再度發力，一舉突破99美元，最高升至99.29美元，距離100美元關口只有71美分。最后收于97.29美元。
10月19日以來，國際油價一度沖上90.02美元/桶，這是歷史上首次登上90美元/桶的平臺。隨后在 11月7日，國際油價更是創下每桶98．62美元的歷史新高，人們對油價破百的討論漸漸地從“會不會”轉向“什么時候”。
而上周召開的歐佩克峰會避談高油價的舉動，從某種程度上凸顯了高油價問題的棘手。
石油幾乎是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基礎——全球交通的90％依賴石油；所有石化產品都產自石油；95％的潤滑劑是從石油中提煉的等等。
此前，在第二屆中國能源戰略國際論壇上，世界石油峰值研究會（ASPO）主席Kjell Aleklett預測，世界石油最高峰值將出現在2015年左右。石油峰值意味著石油產量達到頂峰并從此開始下降。
對于像中國這樣處于發展階段、石油消費不斷上升的國家，高油價帶來的影響將遠遠大于發達國家。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能源經濟研究部主任郭焦鋒預測，中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由2006年的47.0%達到2010年的51.3%，并于2020年進一步上升到64.5%。
中國如何破解能源困局？今年4月出臺的《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已給出答案：加快發展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這一答案讓所有相關行業的拓荒者興奮不已。
燃料乙醇 比房地產更具魅力
“我跟幾家投資公司進行了初步溝通，他們對我的燃料乙醇項目很感興趣，日后我們會再進一步溝通。”21日一早，在北京奔走了數天的楊天龍滿懷希望地踏上了回家路。
上周六在北京國際飯店召開的“2007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論壇”上，坐在記者身邊的楊天龍聚精會神地聽著官員與專家的演講，并不時地做著筆記。
上世紀80年代，楊天龍做房地產起家，于1985年成立攀枝花光華集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截至2006年底，公司總資產3億元。
此次進京，楊天龍卻為了一個和房地產毫不相關的項目——通過加工“菊葉薯蕷”塊莖生產生物能源——燃料乙醇。
在攀枝花，楊天龍投資3000多萬元種下了6000畝的菊葉薯蕷。接下來，他準備自建加工廠，從收獲的菊葉薯蕷中提煉燃料乙醇。
“我還缺2000萬－3000萬元的資金。”楊天龍此次來京的目的，一是尋找資金，另一方面則是向國家發改委申報自己的項目，以得到國家的扶植。
“到明年秋天，1畝地可以產10噸菊葉薯蕷。而10噸菊葉薯蕷可以提煉出1－1.2噸燃料乙醇。第三年就可以收回本金。”正是對該項目未來利潤前景的盤算，讓楊天龍把目光從被稱為暴利行業的房地產轉向了菊葉薯蕷。
中國從2001年開始發展燃料乙醇，目前已成為僅次于美國、巴西的世界第三大燃料乙醇生產國。統計數字表明，2006年全球燃料乙醇總產量370億升，主要由美國和巴西生產，中國燃料乙醇總產量大約10億升。
垃圾發電 并非賠本賺吆喝
“現在一些可再生能源企業寧愿賠本也在堅持。”在上周六召開的“2007中國能源可持續發展論壇”上，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司司長周喜安所說的現象有違常理。
“大多數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都有稀缺性。”邦略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邦略投資”）董事總經理蔣水冰一語道破天機。比如說，中國適合風力發電的地域是有限的，一個城市需要的垃圾處理能力也是有限的，不能建無限多的垃圾處理廠。正是因為這種稀缺性，才會使得很多企業低利潤甚至是賠本吆喝，放長線，釣大魚。
蔣水冰與合伙人于2001年成立了邦略投資，起初主要是做股權投資，給準備上市的公司提供資本和服務。2004年，邦略投資開始涉足可再生能源行業。
邦略投資通過旗下子公司直接投資建立了兩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其中一所已經完工，即將進入發電階段。
出身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蔣水冰，當時對于可再生能源發電可以說還是個門外漢。但他看好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行業的前景。“股權投資是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行業；而通過子公司直接投資經營可再生能源項目，在項目建成之后，會形成比較穩定的現金回報。”
據蔣水冰測算，目前國產的垃圾焚燒發電設備穩定性差、產出率低，所以他們采用的是進口設備，成本比國產的高一倍多。在目前國家政策支持不明朗的情況下，垃圾焚燒發電的收益并不高。
“好在還有二氧化碳減排的收入。”蔣水冰所指的二氧化碳減排收入，是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到2012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６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
發達國家高能耗企業，比如電力公司，為了使公司正常運轉，必須向發展中國家購買二氧化碳的減排指標，以獲得排放權。利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可使生活垃圾得到及時處理，不再需要堆放，從而減少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邦略投資已經在歐洲為旗下的兩個垃圾焚燒發電廠找好了碳買家，這就意味著，未來垃圾場每減排10噸的二氧化碳就可以換得10－13美元的收入。有了這部分收入，垃圾場大概運營七八年后可以收回成本。
太陽能 正與燃氣爭市場
4年前，戴志剛是一名老師，教孩子們歷史。昨日，他正在辦公室埋頭做太陽能熱水器的技術方案。
原籍河北保定的戴志剛本來是個在編的人民教師，來到北京朝陽區后，他雖然還是教歷史，但是沒了編制。成了編外人，沒了保障，也讓戴志剛覺得少了點束縛。2003年，他籌錢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為太陽雨新能源集團做北京地區的代理。
公司的第一筆生意至今讓戴志剛記憶猶新。那是昌平區的一個別墅，根據網上的廣告信息給戴志剛打了電話。“那個項目只有8000多塊錢，但是給了我們極大的鼓勵。”
現在戴志剛的公司在北京地區已經有了十余家門店。但戴志剛仍然是既做領導又當職工。他平均每周都要自己做兩個技術方案。
“現在做太陽能比早些年容易多了。”以前戴志剛這一行找人談項目頗費口舌，對方根本就不了解太陽能，也不知道用太陽能比用燃氣或者是電能省多少錢。現在主動上門要求安裝太陽能的人和項目越來越多了。
不過也有一些事讓“戴志剛們”很發愁。比如說現在的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的太陽能設備。但由于資金的問題，農村無法接受知名太陽能品牌的報價。“上次在北京海淀區的一個項目招標中，對方只能接受1500元的價格，而太陽雨和其他大品牌的報價均在兩三千元左右。”
還有就是跟燃氣公司間的競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現在好多業主都愿意使用太陽能。但是物業卻從中作梗。“因為有些小區的燃氣用量會影響到物業的經濟利益。”所以物業就阻攔業主安裝太陽能設備。
風險投資 想愛新能源并不易
無論是在有關能源的大型論壇，還是在清華等高校針對能源企業老總們的研修班，都能看到新能源企業的老板和風險投資商的身影。不難看出中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企業對資本的渴望以及這個行業對資本的誘惑力。
根據美國能源基金會和中國國家發改委的預測，2005年－2020年，中國需要能源投資18萬億元，其中節能、新能源、環保需要7萬億元。這組極具誘惑力的數字讓風險投資商看到了商機。但風險投資對中國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態度有點像那句歌詞——想說愛你并不容易。
“現在大多數投資者對新能源的投資都非常謹慎。” 蔣水冰指出，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產業在發展初期具有不穩定性和回報低的特點，而國家對此的扶植政策并不明朗。
一個月前，電監會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了《歐洲可再生能源發展近況及其借鑒分析》，指出現階段可再生能源發電政策的不穩定性和可再生能源發電電價的不確定性，使得許多業主大規模發展風電面臨風險。
美國能源基金會副主席楊富強也表示，目前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引資的最大障礙就在于電價不確定導致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讓風險投資和銀行不敢投資。
此外，投資新能源行業的風險還來自技術方面。高能資本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曉濱就曾經表示此方面的擔心：投下去的設備還沒有投產的時候，又有新的工藝產生了。
節能技術的不斷創新會對已經投入的項目產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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