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在官方網站上發出一條聲明，大意是因為伊朗局勢復雜，華為將主動限制伊朗業務的發展。這條簡短聲明不大引人注目，但美國媒體除外。
他們發現了這一商業決策背后的隱秘邏輯。華為的伊朗客戶是由政府控股的電信運營商，近期，伊朗警方正利用移動網絡技術追蹤政見不同者—這一做法為美國所指摘。相應地，華為在伊朗縮減業務的決定，深受美國政府認同。
幾個月前，華為被迫取消了從美國公司3Leaf收購專利的申請，2年前，也是在美國，華為收購3Com的交易被政府否決。美國媒體評價說，現在的華為比以前懂得和K街上的說客打交道。美國的游說產業是橫亙在政商之間的密碼，“不懂行”的亞洲公司通常會稀里糊涂地錯失商機。
華為的轉變，發生在中國加入WTO的第10個年頭，但其實變化是循序漸進的。如果不是中國媒體近期集中制作WTO十年特輯，人們或許已忘記入世前的焦慮。這焦慮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層焦慮源于一種興奮感—在中國，加入WTO一度被視為進入全球商業游戲規則的標志性事件。但10年來，中國公司逐漸發現，WTO只是入門游戲，跨國交易的規則深不可測。包括華為在內的一眾本土企業的教訓、失敗與持久的戰爭，將興奮感轉換為改變游戲規則的動力。
另一層焦慮集中于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會擠壓本土企業生存空間。隨時間推移，這個擔憂煙消云散。如今的華為已躋身全球第二大移動通信設備制造商，其四分之三的銷售收入來自全球市場；而10年前，該公司四分之三的銷售收入都來自中國本土市場。
盡管焦慮已散，但觸發焦慮心態的根基卻越發強大，兩層焦慮其實分別針對全球化過程中的雙向資本流動—WTO的真正意義，正在于提升各種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活躍程度。
誰也不能否認世界迎來一個開放的國家—中國。目前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商，超過日本在同一發展時期的比例；關稅上限降到了10%以下，遠低于巴西超過30%的關稅比例；同時，對低價的中國制造的反傾銷并沒有阻礙出口速度。2001年，中國出口貿易總額僅占全球的4.3%，這個數字在2010年上升到了10.6%，中國因此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
加入WTO十年之際，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與此同時，根據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的數據顯示，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收益達到了13.5%，超過了在華外國投資9.7%的平均回報率。
中國促成了全球經濟體系內多個角色的變換，乃至游戲規則的不斷改變，這或許是WTO十年來最重要的命題。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全球化進入了多向的時代，資本和技術的輸出方不再是西方發達國家，也包括新興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老牌跨國公司不再扮演呼風喚雨者的角色，他們與本土企業之間相互依賴，重建共生體系的行動更為切合實 際。
2011年初，飛利浦優質生活部的家居護理部門將全球總部和管理團隊遷往中國上海，為其在當年10月收購中國本土小家電廠商奔騰電器提供了便利；同年，飛利浦成立全球執委會作為飛利浦全球的最高管理層，其中唯一一位來自區域市場的成員就是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孔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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