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披露騙補的某家電企業表示，“企業是最實在的”，并連續多次強調“企業很艱難”。無論企業發否認聲明，還是呼吁企業發展的艱難，審計署的數據已經披露在公眾眼前。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眾多且知名的家電品牌，上了審計署這份名單？針對這一問題，多數專家表示，政策設計存在缺陷。
文宗瑜說，“（騙補對）大牌企業知名度、聲譽帶來很大影響，但還沒嚴重到讓整個品牌效益一落千丈。知名企業出現這種情況，是市場不能原諒的。當然還有政策方面的漏洞。”
7月2日，本報記者致電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某負責人及財政部某官員，均以“正開會”或“我沒看到這個報道”為由拒絕采訪。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主任趙玉敏表示，政策的漏洞給了企業騙補的機會：“國家在相關政策設計上需要更嚴格，現在假發票挺多，出口退稅存在騙稅情況，予以打擊卻不能杜絕，究其原因是企業犯法成本太小。”
文宗瑜說：“家電補貼政策出臺很匆忙，當時主要處于全球金融危機為拉動國內消費而定。在政策設計方面，尤其是家電補貼支付方式上，留下了漏洞被企業鉆了空子。”
文宗瑜表示，家電企業每年都有經營指標，為了完成指標，把原先應補給消費者的一部分家電補貼金，通過一些“技巧”給截留了。其次，隨著近些年財政收入的增長，給予各行業的補貼都很多，諸如，農業補貼、高新技術產業補貼等，就出現了“專門的機構合作人在打補貼的主意”，他們通過補貼獲取收入，甚至以此為“賺錢方式”。這就造成了“不排除國有企業、賣場和一些專門從事從補貼中賺錢的機構和個人合作”的局面。
從政策的技術支持方面，文宗瑜認為，由于補貼政策出臺過于匆忙，涉及到落實政策的終端個人信息聯網方面并不暢通，沒有形成一個公共平臺，尤其是涉及到農村人口、流動人群這塊。而整個補貼政策，主要面對的是農村以及城市打工的外來人口，相關部門卻沒有對他們構筑一個全國聯網的個人電子信息網絡，致使補貼信息不能夠有效傳遞。此外，也會導致一些不上網、不看電視的人群去購買產品時，被對方“通過各種借口復印身份證，但錢卻沒留給他，而被截留了”。
家電下鄉、節能補貼，這是利國利民的政策，政策執行本身的成效也佐證了這一點。然而，審計署的企業“騙補名單”，令這項政策蒙上了尷尬。
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則對本報記者表示，早在確定家電下鄉時就已經暴露出了“設計缺陷”。什么樣的企業可以授權、入圍，包括入圍的識別、門檻等等，以及如果出現弄虛作假應承擔怎樣責任等方面，有待完善。
宋則透露，當時相關部門曾邀請他參與家電下鄉企業的評審工作，“蓋章的授權書都看見了，但我沒參與，除了社科院對參與此事有約束條例，還因為我認為這里面有問題”。
“中國整體誠信缺失很嚴重，我很擔心，最后一分鐘，我退出了。”宋則說。
但他強調，評委的審查過程是非常嚴格的，“找我們這些人當評委，我們沒被收買，這是政府行為，不是企業行為，當時對企業防范得非常厲害，就怕它們搞串通，就跟高考閱卷老師封閉管理一樣，完全屏蔽，且勞務費只有1000元人民幣”。
宋則認為，家電下鄉的入圍授權可能涉嫌“政府有意無意地擾亂了公平競爭秩序，造成不公平”。
“主要看主流，如果主流是促銷費，那么這個事就值得做。（家電下鄉）從效果上看也不錯，但跟著與之俱來的事情，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就控制到什么程度。”宋則說。
宋則反復強調，政策的用意是好的，但今后應當考慮更為周全，減少設計缺陷，不要留下大的硬傷和漏洞，并保留事后追究的責任。
提及監管漏洞，文宗瑜認為，中國的體制造就一項政策的出臺涉及若干個部門，從商業流通角度講，涉及商務部、工商部門、質監部門，更涉及財政部門，“這就變成了政策執行的實際過程中，哪個部門都不會去承擔責任”。
“這可能跟整個政策出臺的方式有關系，從監管角度講，政策出臺后，具體監管部門沒指定，到底是商務部還是財政部，應當指定具體部門去負責，這種具體性的負責應當從Cye部門再轉到專門的人，因此，（政府）工作方式有待改變。”文宗瑜對本報記者說，“現在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出來了，很難追究責任。追究誰的？財政的、工商的？都追究不到。這個問題可能到目前為止，不只是家電，其他農業、產業方面的補貼都存在。”
文宗瑜強調，審計署的此次披露暴露了政府需要職能轉變，但其工作方式到底如何轉變，“這問題比較復雜，問題很多”。與此同時，他認為，雖然有明文法律，但談到追責方面，可能會“象征性罰點款”，若追究刑事責任，包括令企業“付出更大的成本”，可能性不大。原因是，這些企業“對當地政府GDP的增長、稅收、就業有很大貢獻，地方政府對其有保護作用”。
提及節能補貼，宋則表示，首先在節能的定性上，“概念含糊，缺少可比性”，有些企業干脆利用節能概念夸大效用。“未來游戲規則要討論清楚。”宋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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