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馮侖、周其仁、馬化騰、馬云、馬蔚華……，這些大佬級人物，從一開始就活躍在李連杰左右。壹基金的成長歷程，與他們息息相關。
壹基金幕后推手
5月28日，剛從美國調研回來的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早已做好了迎接這一輪質疑的準備。他必須說清楚，2008年，他是否打著“紅會社監委”委員的名義，與中國紅十字會進行利益交換或商業合作，挪用2000萬元捐款建設“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公益研究院前身）的問題。
王振耀還記得，從民間慈善組織樣本到高額管理費疑云，從企業追捧的新星到賑災款項去向之謎，最高的期待與最大的質疑，一直伴隨著壹基金的成長。
2011年，創始人李連杰帶著壹基金奔走4年后，終于為壹基金拿到了獨立的公募基金會身份。僅僅兩年后的蘆山地震救援期間，壹基金收到400多萬公眾總額達3億多元的捐贈，超過紅十字總會，成為此次募集資金最多的基金會。
一路走來，盡管眾多商界、學界大佬教會了李連杰許多本事，但壹基金仍走的磕磕絆絆。
對于如今的壹基金，在溢美與追捧之后，揭“短”質疑的負面評論也很洶涌。很多人認為，解決了身份問題的壹基金到了最關鍵的時候。
而且，當賬面上的數字越來越大的時候，壹基金的新問題來了：這么多捐款匯聚一家，對壹基金的運營能力形成重負。政策上10%的成本紅線和70%的慈善支出底線，要求壹基金不得不以最少的成本完成巨大的慈善項目。
“如果壹基金成為全國人民唯一選擇，這恰恰證明中國的社會組織、民間公益太弱了。”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
壹基金孤單，但無疑也是幸運的，它存活并生長起來，但作為中國首個由民間發起的、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的公募基金會，它不得不更早的面對更多的問題。
李連杰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壹基金腳下的中國慈善事業這條路，還停留在黃燈狀態，壹基金選擇在黃燈下不斷探索。
從愁身份到“愁”錢
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的壹基金最頭疼的問題。
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級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連杰在為拯救東南亞海嘯災民發起的籌款活動中，決定發起成立“壹基金”，倡導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錢。
但當時的李連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眾募款的基金會，政策上面臨不小的難題，這個難題最終導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與公募基金的身份無緣。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開始實行，盡管沒有明文限制民間人士申請注冊公募基金會，但根據我國對非營利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公募基金會的登記注冊管理及日常性管理，都實行登記管理部門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負責制。
具體而言，壹基金要成為公募基金，就必須到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門登記，并找到一家業務主管單位。而按規定，業務主管單位只有國務院有關部門或國務院授權的組織，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權的組織才能擔當。
這樣的規定，似乎沒有將壹基金的路堵死。但多年以來，民間公募基金幾乎無稽可考。“實行雙重登記管理體制意味著，民間要發起成立社會組織，就要找一個政府機關作為業務主管單位。但每個政府機關都會琢磨這樣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要當你的業務主管單位，萬一你出事了，我怎么辦？顯然，不當業務主管單位是沒有責任的，當了就有責任。當的業務主管單位越多，責任越大。那么，最理想的抉擇就是不當業務主管單位。制度設計這樣，一定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后來幫助壹基金“落戶”、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現任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的劉潤華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幾年時間里，壹基金經歷了三次身份的變化，差點夭折，但幸運的是，它最終在眾多尋求成立公募基金會的民間組織中脫穎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來。
從專項資金到私募基金
2007年4月19日，申請公募基金遇阻的李連杰，把壹基金掛靠在中國紅十字會（下稱“紅會”）下面作為二級專項資金，在紅會內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李連杰壹基金計劃”（下稱“壹基金計劃”），合作期限3年。由于壹基金計劃可以分享紅會的公募權，李連杰的全國公募夢想得以迅速實現。
壹基金計劃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個人的壹基金團隊開始了救災工作。當時，所有的救災物資都是在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時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連一個辦公室都沒有，團隊只能在現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總監唐藝蕾租的房子里辦公。
汶川地震期間，壹基金收到了1.2億元的捐款，送出了無數個物資包裹。紅會的一位負責人說壹基金這是一個嬰兒在做大人的事。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鑒紅會的工作制度和標準。從如何接收物資，到跟志愿者簽什么樣的協議，再到物資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紅會學習。
但是他們也發現很多東西適用不了，“那個時候紅會做的項目設立的工作流程，我們也是做不到的，因為那個流程很長的，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學習。”
同時，作為二級專項資金，壹基金計劃沒有獨立賬戶，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進入紅會總會的賬戶，這導致其在公益項目的執行上面臨很多障礙。
例如，壹基金計劃在對外簽署合作協議時，必須經由紅會簽字批準且加蓋紅會的專用章方能生效，手續和流程十分繁瑣。一旦某位領導出差無法簽字蓋章，壹基金計劃就不得不暫緩各種項目合同的簽署實施。
為了減少實踐中的困難。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時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長馬伊里，希望能夠在上海成立一個獨立的基金會，但是由于公募基金會必須要找到掛靠單位，所以只能申請成立私募基金會。
當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請，兩個多月就出了結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連杰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下稱“上海壹基金”）成立，作為壹基金計劃的項目執行機構。
從此，壹基金計劃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有公募權的壹基金計劃負責籌集善款，然后撥付給有獨立執行權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執行對外資助的公益活動。
然而，這讓壹基金與上海市民政局、紅會的相處關系越來越尷尬。很多人也對以私募身份運作公募身份募捐善款的行為提出質疑。“兩方都覺得這個事情和模式不符合，上海方面說一個非公募基金會老來做公募的事，然后也不一直在上海做，做的都是全國的。紅會說你做的已經超過紅會的工作范圍了，我怎么批你這個項目？”唐藝蕾向《中國經濟周刊》回憶道。
那時候，李連杰和他的團隊已經意識到，長久之計還是取得獨立的公募權，即將壹基金獨立注冊成為公募基金會。
2009年底，壹基金與紅會的三年合作協議即將到期，李連杰及其團隊走上了謀求獨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深圳壹基金是一顆種子
2010年2月楊鵬加入了壹基金擔任秘書長，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 生態協會組織的秘書長。
楊鵬加盟壹基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尋求注冊為公募基金的可能。
楊鵬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冊，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公募基金會。但從2010年2月到9月，為了找到業務主管部門，楊鵬到處“求醫問藥”，卻仍沒有結果。楊鵬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第一個民間公募基金會，做起來沒有先例，都比較謹慎。”
彼時，因為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而無法“合法化”的民間組織比比皆是。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曾表示，她所了解的一個民間組織，經歷20年的登記之路，仍然束手無策。
李連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連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表示壹基金因為沒有“身份證”而存在“中斷的可能”。
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劉潤華看到報道后，心里打了一肚子的問號。“他有很好的理念，很好的團隊，很好的業績，做得非常棒，政府也沒給錢，還能做那么多有意義的事，但居然說可能要關閉要終止了。”他感覺到這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制度設計的問題。
劉潤華立即找來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馬宏。他問馬宏壹基金登記有沒有什么法律障礙，馬宏回答沒有任何障礙。
馬宏之所以能如此確定，是因為深圳早在幾年前便在這方面進行了突破性的嘗試，并已經實行了改革。2004年，深圳的行業協會、商會便開始與政府職能部門脫鉤，由新成立的行業協會服務署承擔業務主管單位職能；2006年，行業協會服務署并入市民政局，成立民間組織管理局，行業協會、商會取消業務主管單位；2008年，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等社會組織也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門登記了。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簽署了一個推進深圳民政事業綜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協議，協議里明確授權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記基金會，而原來只有民政部和省級民政部門才有這個權力。
“法律上并不是說民間發起不可以成立公募基金會，但各地的民政部門為了規避風險，不約而同地從嚴把握。在我看來，李連杰的壹基金有那么好的理念、團隊和業績，如果我們不相信他，還能相信誰？給他登記以后，如果他犯了法，依法查辦不就完了？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與企業的關系就好比是工商部門與企業的關系。工商局長只承擔企業登記的責任，同樣，民政局長也應該只承擔社會組織登記的責任。至于登記之后，企業或社會組織是否會干違法的事，那屬于監管的問題。這是兩碼事。”劉潤華說。
劉潤華希望壹基金來深圳落戶。2010年11月25日，劉潤華給老領導王振耀打了個電話，表達了自己的意愿。王振耀剛辭任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迅速將這一消息轉達給李連杰，李連杰委托楊鵬辦理。楊鵬回憶說：“盡管原來我們是想注冊全國的，現在變成一個地方的基金會，但我還是說，管他是哪兒的，先注冊下來。”
第二天，楊鵬前往深圳。兩人談了很多細節，但劉潤華只說：“所有細節都不重要，你什么時候把該準備的材料準備好，我們即刻批給你。”在劉潤華看來，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國有這樣的形勢，深圳有這樣的條件。
整個注冊手續只花了7天時間。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準公募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下稱“深圳壹基金”）的注冊申請。楊鵬當時覺得，成功來得有點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沒結果，沒想到這么快就辦下來了。
批下來當天，在前往機場路上的馬宏，給楊鵬發了一條短信：“12月3號，深圳基金會成立。1、2、3，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祝壹基金一切順利。”她認為，壹基金是一顆示范的種子，希望之后民間公益慈善的力量會蓬勃地發展。
批準了全國首家民間發起成立、無業務主管單位的公募基金會，劉潤華有自己的想法，他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做與不做之間，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一桿秤，一定要衡量，一個是壓力，一個是價值。比如注冊壹基金，盡管不存在法規和政策障礙，別的地方不做自有不做的道理。我認為，愿不愿去做，責任意識很重要。”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給劉潤華吃了一顆定心丸。深圳壹基金成立后引發了很多議論，有一天，李立國親自給劉潤華打了一個電話：“我怕你有壓力，我打個電話給你，這個事你做得好，我支持你，別管別人說什么，沒關系。”
就在深圳壹基金掛牌當天，李立國要劉潤華代表他對壹基金表示熱烈的祝賀，但因為當時儀式已經結束，劉潤華便沒有機會宣布。
獨立后的規則之殤
“獨立”兩年來，公眾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來越高大：明星團隊、民間公益慈善標桿、受企業家青睞、募款能力強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從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為一些數字所頭疼。
2004年實行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70%。這對于剛剛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來說并非易事。在楊鵬看來，要等到團隊足夠強大時，才能使用更大金額的善款，以保證項目運作的有效。
現在深圳壹基金運作以項目制的方式進行，每個項目都要經過嚴格的民主考評后，才會決定是否出資支持，針對不同項目組建單獨的管理團隊。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僅有不到40人的全職團隊。公益慈善事業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財務、互聯網、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卻給不起、也不能給這些人高薪。
根據《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管理辦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員的平均工資不得超過本地平均工資的2倍。要超過這個標準，就會取消免稅資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為4104元，深圳壹基金員工的平均工資就不能超過8208元。
《基金會管理條例》還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據唐藝蕾介紹，壹基金從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災難的年份，每年籌資為2000萬~3000萬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萬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業支出應不低于2100萬元，而壹基金養人、管理費用只有210萬。
210萬夠用嗎？不夠。前幾年還能免費的場地、宣傳等費用，因為提供者不可能長期堅持，這一塊的成本正逐漸增加，壹基金只能爭取到一些公益價格。
而那些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跨國公司跳槽來這兒的人，從前能拿20萬~40萬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級經理月薪也不超過1萬元。有時候，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應聘者商量，20萬元的年薪掰成兩份，一人一半。當年，唐藝蕾進壹基金的時候就是這么個情況。
唐藝蕾說：“10%相當不夠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話就是集體減薪。”
而在國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業公司比較趨近，因為他們同樣需要管理大量的資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與付出，甚至比商業公司還高。以比爾·蓋茨基金會為例，他們的中層月薪收入在2.5萬~3萬美元左右。
其實，壹基金也有一個節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們管好錢，執行讓別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國主流的基金會，主要職責就是錢的整合，不執行具體的項目。未來，壹基金也會往“民間組織的財政部”的方向發展，“很多場合我們有點像一個蓄水池，公眾的捐贈到了我們這兒，就像我們又從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組織那兒去，為更多的機構拓展更大的空間。”楊鵬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但這屬于比較理想的情況，并不是壹基金現在的狀況。在很多救災項目中，壹基金不僅是一個資源整合方，也是執行方。所以這個決定了壹基金人數少不下來，錢也少不下來。
“現在中國老百姓還是喜歡直接執行，他不能理解為什么給了你錢，然后你又給別人，那為什么我不直接給他。”唐藝蕾向記者解釋為什么壹基金現在要走執行的路線。
在許多知名的國際組織中，綠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這樣承擔著執行任務的機構，其運營成本高達70%，這幾乎是中國規則的六七倍。
今年蘆山地震救災期間，深圳壹基金38個全職工作人員，聯合了4個救援隊近百人參與生命搜救，44個民間救災伙伴的70個工作人員與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協調物資發放。
現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個，但負責項目的人一共只有20個左右，每個人平均負責數十個項目，這幾乎就是在特別高壓的情況下在走鋼絲的運營。
以救災部門為例，整個部門只有7個人，卻要把200多家機構管起來，平均每個人盯幾十個合作項目。
今年是唐藝蕾在壹基金的第五個年頭，這些年來，她最大的感覺就是一直在打仗。“國家的規定和外部的環境給你的作為的空間、合作的空間非常有限，必須要靠繃著自己才能撐著往前走。”
大佬們教給李連杰什么本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下稱“深圳壹基金”）的發起機構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會、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萬通公益基金會及萬科公益基金會，每家出資1000萬元，構成了5000萬元注冊原始基金。
深圳壹基金最主要的權力機構理事會由李連杰、萬通董事長馮侖、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騰訊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蒙牛乳業集團創始人牛根生，以及深圳壹基金秘書長楊鵬和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創新研究院院長周惟彥等11人組成；周其仁擔任理事長和法人代表，王石擔任執行理事長。
11人的名單，7位企業大佬。與其他公益組織不一樣的是，深圳壹基金的發起企業和掌控這些企業的大佬們都有著極其廣泛的資源調動能力，堪稱“權勢”。比如騰訊能直接覆蓋幾乎全部中國網民，阿里巴巴擁有中國最大的在線支付工具，萬科是中國最牛的地產商之一。
能聚攏這些人，“當然李連杰的影響力很重要，包括他們的朋友關系，但是更多的是認可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楊鵬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
“2009年開始，包括王石先生、馮侖先生，包括企業界非常受尊敬的精英——柳傳志先生，都給予壹基金很大的關懷和支持。”李連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我的人生里，我跟企業家學到了很多東西。”
馮侖、王石：怎么架構，如何管理
深圳壹基金注冊成立之前，理事會成員便已全部確定下來。最早確定加盟壹基金的大佬是馮侖，之前他就跟李連杰私交甚好。當時，他在北京的一個香港賽馬會會所的活動結束后，李連杰就和他在會所大堂里找了兩把小椅子聊天。
馮侖就壹基金高層組織架構方面給李連杰支招，包括理事會怎么建、有什么要求、誰能進理事會、該怎么出資、以什么名義出資，以及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決策機構，誰來做法人代表。馮侖建議李連杰，確定好理事會成員以后再去提交申請資料。
一個月以后，在馮侖的介紹下，李連杰與王石在北京的一個比較私密的會所見面。不過，那天談得最投機的并不是壹基金，而是兩人當年闖深圳的經歷。王石因為這次談話重新認識了李連杰，并感慨：“原來你當時也是一個企業家。”
據楊鵬透露，當時李連杰特別注意要把王石拉進來，并想讓王石來管理壹基金。李連杰看中王石的兩個特點，一個是管企業管得好；二是王石曾任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長，有公益組織的管理經驗。最終，李連杰如愿以償，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王石一直在擔任執行理事長，具體負責壹基金的重大決策。
王石進來以后，推薦了當時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任秘書長的楊鵬加入并任秘書長。楊鵬曾任中國國家環保局環境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有政府工作經驗，與王石“有過合作也都比較了解”。
因為李連杰也是企業家俱樂部的理事，柳傳志是企業家俱樂部的主席，柳傳志加入壹基金并沒有太多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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