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所服務的北京錫恩咨詢集團作了一個調查，內容是針對民營企業的管理現狀。令人吃驚的是，像“人浮于事”、“平均主義”、“相互內耗”、“官官相護”等問題，認為在本企業“嚴重存在”的比例都超過了50%，有的甚至高達80%。
這讓我們很吃驚。為此，我還專門到企業做了實地訪談，與企業各層面的人作了交流。因為擔心樣本不夠，我們又擴大到幾百個樣本，最后的結論是，本來應當生機勃勃的中國民營企業，不少患上了“國企病”，出現了令人痛心的“未老先衰“現象。
值得重視的是，我們所做的這一調查是結合企業“盈利模式”轉型進行的，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不少企業都有著很好的盈利模式轉型的構想，很多也正在進行嘗試與努力，但這些嘗試與努力，最大的阻礙并不是市場或競爭，更多的是組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難度的加大。這種現象也讓我得出了一個憂心的結論，那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在最近幾年利潤下降的真相，可能更多是內因，而不是外患。
我的結論是，中國民營企業利潤率下降，本質上是組織生態惡化，而不完全是產品利潤率下降。中國民營企業的利潤轉型，可能更多的是組織生態的轉型：企業目前最大的成本是管理成本，管理成本中70%以上是人與人之間的成本。民營企業開始出現“國企病”：老板能人文化嚴重，管理粗放，高管職業化程度不高，導致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的合作成本越來越高。
具體說來，從我們調查的數據上看，民營主要存在“四大國企病”：1.人浮于事：空談的多，干事的少。2.相互內耗：只有小我，沒有大我。3.欺上瞞下：當面一套，背后一套。4.反應遲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為什么最有活力的民企會患上“國企病”？原因當然首先離不開這幾年的宏觀環境。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一大批民營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力軍，但最近這些年，民營做大做強的制度環境與競爭環境是惡化而不是改善，最直接的現象就是行政管制與壟斷限制阻礙了民營企業創新。
舉一個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例子。我所服務的錫恩咨詢公司，在去年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想利用自己所服務的幾萬家民營企業資源為大學生找工作，結果被罰款兩萬元，原因是沒有勞動局發的資質。而我們去辦資質時，卻被告知要參加他們的收費培訓。參加完他們的收費培訓了，卻又被告知勞動局與人事局正在進行機構改革，這一業務暫時停辦，結果我們被迫放棄這一創新業務。
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最直接的選擇就是參與政府發動的“全民房地產運動”，有路子的直接做地產，沒有路子的參與炒房。我粗粗統計過，在錫恩所服務的幾萬家民營企業中，參與地產業務或炒房的占到一半以上，而將近三分之一企業家已經移民國外。
當然外因只是變化的誘因，真正的原因是民營企業內在盈利邏輯與組織機理。我總結為三點：
第一，“機械式合作”導致管理成本加大。中國民營企業大部分從事的是制造業，制造業本質上是一種“機械式合作”，也就是基于工藝與流程的流水線合作，這種合作在60，70后員工還問題不大，這一代就是在壓迫與委曲求全中長大的，但到了80，90就出問題了，極致的如富士康就是例子。更重要的是，當環境變化，需要企業從產品導向轉向客戶導向或服務導向時，或者企業規模大到一定程度時，“機械式合作模式”就完全陷入解體，必然導致企業對客戶需求反應遲緩。
第二，“單邊依賴”或“單邊壟斷”。那些控制了重要資源的公司成員，會樂于讓別人依賴自己，從而獲得支配其他人的權力與社會地位。比如公司里面大量存在這樣的現象：下屬對上級的單方依賴；工廠對銷售部的單方依賴；業務部門對HR、財務的單方依賴；公司員工對于老板的單方依賴；供應商對企業采購員的單方依賴。顯然，“單邊依賴”會摧毀CYE規模效益，企業中單方依賴現象越多，企業的規模優勢就越小，官僚主義、相互內耗、人浮于事越積越多。
第三，企業規模中存在的“南郭先生”現象。組織規模幾乎是與南郭先生的出現成正比的，公司越大，越有可能出現南郭先生。而民營企業管理的粗放，以及人治管理體制，更容易培養一批“馬屁精”，而老板也樂于享受這種吹捧，長期下來，“欺上壓下，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不奇怪了。
更要命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官本位文化”本來就是組織成長壯大的“大敵”。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民企老板喜歡講排場，講面子的虛榮心，進一步把民營企業“組織生態”逼向死角。所有這一切加起來，我們對中國民營企業的未來還有多少希望？我想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重新高舉改革的大旗。最近的《人民日報》有一句話講得好，“不改革，黨危險”，我想，這句話同樣適用于企業，不改革，企業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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