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說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要解決，中國的房地產問題要解決，需要付出非常痛苦的代價，比如說第一個問題，你要關注地方政府的開支，我們知道房地產調控最痛苦的是地方政府，比如說上海今年第一季度，上海的土地出讓金下降了80%，地方政府一下就沒錢了，為什么？因為原來占他財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沒錢了，那么給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包括開支會帶來很大的沖擊，所以說這個對地方政府要管住他亂花錢，我們的地方政府并不是說缺錢，而是說他的開支沒有人去監督，你給他一百億他也花完，給他一萬億他還是花完，所以說我們要從根基上去管住政府財政投資的問題，支出的問題，而不是財政收入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你要下大力氣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比如我剛才說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中國這個社會分配出了大問題，什么大問題呢？就是政府和企業拿到的蛋糕的份額越來越大，老百姓拿到的越來越少，特別是政府這塊，那么我們不說別的，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稅收，中國的財政收入幾乎是以每年GDP兩倍到三倍的速度在增長，甚至四倍的速度在增加，你可以想象一下，這么多的財政收入都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拿了這個錢去干嗎了呢？政府拿這個錢并沒有去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而是拿這個錢去搞投資，搞經濟建設，所以說我覺得我們的政府應該下大力氣去減稅，把這個稅收還給老百姓，讓老百姓自己去花錢。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的銀行利率是負利率，存款是負利率，你搶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當然買不起房，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房地產問題，目前的這種調控政策不可能取得效果。房地產房價太高是現實，但是你要改變這個現實的話，需要很痛苦的努力，包括貨幣供應量的管控，也包括我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這里面又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反腐敗，很多復雜的問題，所以都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
網易財經：您剛剛也提到，就是說要管住政府支出的問題，減稅是最好的富民方式，而不是其他的公共福利，您對此怎么看？
劉勝軍：我覺得主要是中國現在主要是涉及到稅收的問題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我們要知道，稅收不光是他收入高和低的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是你的錢花到哪兒去了，比如我們知道北歐，北歐的稅率也很高，但是老百姓不覺得痛苦，中國的稅負、稅率本身未必很高，但是老百姓很痛苦，為什么很痛苦呢？因為這個錢他沒有花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去，沒有降低我的醫療成本，降低我的教育成本，降低我的住房成本，對吧，那么我作為老百姓當然會覺得，我掙的錢根本就沒法兒讓我過一個很舒服的生活，所以說政府收入的投向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我們政府收入的投向我們知道是沒有任何制約的，沒有透明度，我們沒有財政民主，
那么另外一個關于稅收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的政府太過龐大，我們知道中國的財政收入相當大的一部分比重花在了三公經費，三公經費基本上是，我們知道政府體系本身是一個非常（21：48）的部門，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分成三個部門：政府、企業和個人，企業和個人，個人是消費者，也是工作者、勞動者，企業是創造價值的，政府是干嗎的呢？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他不直接創造價值，換句話說政府越小越好，為什么？因為政府對社會來講是一個包袱，他是一個負擔，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政府的雙重的龐大，第一重龐大是我們整個的官僚體系嚴重失控，我們現在的政府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兩千年來從來沒有這么大的政府.
政府的權力最終都會轉嫁到產品，比如說你的食品造假對不對，造假你要給我行賄，那么最終這些東西都會成為企業的成本，那么企業為了轉嫁他的成本壓力，他要么漲價，要么就去造假，無論哪一種方式，這些都會成為對消費者來講，都是我們的社會成本，所以說中國現在這個大政府，是我們現在改革，我們就像改革的一條路一樣，在路中間一塊巨石，政府現在就是擋在路中間的一塊巨石，這塊巨石如果搬不掉，挪不開的話，我們的改革很難順利的前進。
網易財經：您剛剛說到政府沒有一個透明度的問題，就是說從央行的貨幣報告，我們的經濟數據以及湖南發改委的一些政策來看，事實上新一輪的刺激政策已經出來了，為什么發改委對這種新一輪的刺激政策遮遮掩掩呢？
劉勝軍：主要是兩個原因吧，一個原因是說，在現在的形勢和2008年之后又不一樣，因為2008年之后是全球風聲鶴唳，當時的形勢是誰也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所以在那種情況下，就像溫總理說的一樣，信心比黃金還重要，所以說中央不僅出臺了四萬億，而且非常高調地去宣傳這四萬億，為什么？就是要讓市場知道中央的決心，讓市場能夠有信心，這個當時來講也是有它的積極性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形勢不一樣，我們現在的形勢并沒有那么危機，我們這個中國經濟總體上來講還是說，在相對來說比較快的速度的一個發展，另外一個原因是說，2008年的四萬億，從事后來看，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它出現了失控，所以說四萬億受到了非常多的批評和譴責，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再搞新一輪的刺激計劃，他也知道，我這一輪刺激計劃又會帶來副作用，又會增加地方政府債務，又會帶來銀行體系的壞賬壓力，又會降低整個中國投資的效率，中國經濟的效率，所以說他們就是寧愿選擇一個非常低姿態的一個經濟刺激的方式，而不是去大張旗鼓，以免引起這個社會的再次強烈的反彈，我覺得這個是他們的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和考慮。
網易財經：就是說市場，包括一些網上都在說，要看中國經濟是不是現在在加速，就要去發改委門口看，有多少人在章，現在我們就看到，中央也在推溫州金改但事實上溫州金改很多人不看好的，您怎么認為呢？
劉勝軍：這個中國的改革呢，總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才去改革，我認為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改革必須有預判，有前瞻性，溫州為什么會金改，就是因為當時在，特別是2011年的時候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家外逃，高利貸鏈條崩潰，這種嚴重的威脅到了社會穩定，所以中央包括總理去溫州考察，才提出溫州經改的這樣一個試點。從一個方面來講，溫州試點有它的積極性，為什么？因為溫州確實是一個中國最特殊的區域，它有大量的民間資金沒有出路，同時有大量的中小企業沒地方融資，所以說這樣就催生了高利貸，我們知道這個高利貸本身是地下的，沒有法律規范的，我們現在溫州經改就是要把地下的金融變成地上的金融，變成陽光的金融，這個當然有它非常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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