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是作家、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這位互聯網和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的創始人認為，西海岸的編碼(程序)跟東海岸的編碼(法令)是不相容的。今年早些時候他啟動了一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耗資1200萬美元為想要消滅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候選人打廣告。萊斯格說，本世紀前10年科技領袖們處于萌芽階段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已經被跟政府打交道而產生的實實在在的挫敗感取代。“我認識一個雅虎的工程師，他是個真正的天才，有一次他跟我談起了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我跟他說，‘如果你把自己的天賦放在醫療或社會保障上，會不會派上更好的用場？’他說，‘我找過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當時他們正在應對藥品定價問題，而我有一個想法，但他們連門都不讓我進。’”萊斯格說，美國在向政府配置資源方面是在退步，現在對各種新鮮理念都避之不及。
初創公司HealthTap的產品可使得用戶與當地醫生進行視頻聊天，進行初步的病情評估，公司設在帕洛阿爾托大學街。41歲的創始人羅恩·古特曼(Ron Gutman)更為用心地對待著將世界變得更美好這件事。“在面試時，如果有人未談起自己想要做好事，為世界帶來變化，我們是不會聘請這個人的。再出色都不行，面試到此為止。”他說。他放下手中的冰綠茶，走到辦公室樓上的正前方，站到木制站立式辦公桌、一尊佛像和幾盆盆栽花前面，公司每周一次的全員會議就要開始了。在這里，你聽到的掌聲比排球比賽中的還要多。“從我們創立HealthTap的這一天起，世界就將不同。它會發生變化。”他說完這句后，掌聲隨之響起。在會議尾聲，所有人都必須介紹自己正在做的一件跟公司核心價值相關的事情。接著，50名員工一起做出人浪。
古特曼聲稱要改變世界。已有超過1.4萬人給他寫來郵件，表示他的App挽救了他們的生命。相信也沒有多少人反對他的使命宣言。“我認為衛生保健是一項人權，而且我認為政府在賦予人們這項權利方面做得十分差勁。”他說。古特曼是以色列移民，他每天中午都從附近的Sprout Café買同樣的外賣沙拉。他說，他的網站上不登廣告，因為這會影響網站內容，光這一項就會減少上千萬美元收入。“如果我有了很多錢，我又能吃多少Sprout的沙拉？”他問，“‘改變世界’是硅谷用得最濫的四個字。但我的人生使命恰恰就是以一種十分有意義的方式改變世界。”
硅谷的女性崛起了
除了錢，還有件東西能讓科技公司創始人迅速膨脹起來，那就是獲得投資的機會。很自然的，批評人士往往會立馬指出來說，這些機會貌似偏向于一個人們熟知的人種類別：白人。不過，這種說法并不全對。
沒錯，科技企業的創業者中男性的比例高得驚人，而且現如今進入該領域的女性前所未有地少：在2012年，主修計算機科學的學生中有18%為女性；而在1985年，這個比例為37%。但他們并不是清一色的白人；硅谷的初創公司放眼望去都是印度人、中國人、韓國人和巴基斯坦人——只有少數是白人。
“白人是融入問題的委婉說法。”艾麗莎·舍文斯基(Elissa Shevinsky)這樣解釋。她是Glimpse的聯合創始人，其產品可令用戶傳遞圖片與視頻，而且內容迅速消失，是Snapchat的競爭對手。舍文斯基由單親母親拉扯大，在紐約皇后區讀公立學校。她說，在做第一份工作時，“我盡自己所能，想讓自己看起來跟別人沒什么區別。別人說什么笑話我都跟著哈哈樂。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別的選擇。滿口黃色笑話就像是這里通行的法則。”一次，她向一家孵化器申請資金，為了讓人家不要介意她的性別，她在申請信中寫道“我發現自己擁有24歲男青年的幽默感”。舍文斯基說，在她遇到的人中，有一小撮人是“猛男程序員”(brogrammers)——讀過麻省理工、進過兄弟會、好喝兩杯酒的男人，他們心目中的約會方式就是接一車波士頓大學的女生去派對上玩。但猛男程序員文化已經占據了主流地位，甚至能容忍兩位仁兄在TechCrunch Disrupt舊金山黑客馬拉松上展示他們的Titstare應用。在Glimpse的生意伙伴發表推文力挺Titstare后，舍文斯基宣布辭職。對方道歉，她回到公司，給她的新頭銜是“女老板”。
舍文斯基認為，對于硅谷的職業女性，情況正在漸漸好轉。Y Combinator的董事會中現在有四名女合伙人，并為女性組織了一個名為“女性創始人討論會”的活動，而谷歌和Twitter公開觸及女性和少數族群員工稀少的問題(谷歌公司的員工中有70%為男性，91%為白人和亞裔；Twitter這兩者的比例分別為70%和88%)，這些都讓科技企業開始把關注點放到多元化上。但關心這類問題并非出于硅谷的天性。“這里信奉隨心所欲的自由意志主義，對于好多事情都能睜只眼閉只眼。”舍文斯基說，“在我的第一家初創公司里，一個律師跟我說，初創公司是一場公關災難。它們違反各種法律，而且這一點被人忽視了。這是件好事，要不然的話，公司就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
科技界能否影響政府？
硅谷也有自己的政治。姑且稱其為新自由意志主義(liberalitarian)。自由主義(liberal)和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立場有時是沖突的——這個事實并不會讓大部分人煩心，因為他們幾乎從不思考政治。一旦他們真的涉及政治議題，通常是想要證明誰在政治上更為正確。今年4月有人發現，Mozilla瀏覽器的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布蘭登·艾克(Brendan Eich)曾在2008年捐了1000美元，用于支持加州反同性戀婚姻提案。他因此被迫辭職。這種事兒不可能在快餐炸雞業出現。
硅谷極端的新自由意志主義者們曾探討過以下方案：將硅谷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州(這真的是2016年加州全民公決提案，提案人是風險投資家蒂姆·德雷珀)；在美國邊境以外建設浮動的城市，成立海上家園(一個真實存在的研究所正在著手運作此事，并得到了泰爾的50萬美元捐款)；在郵輪上開設辦公室規避移民法(提議者是已得到900萬美元承諾融資的Blueseed公司)；以及創造一個擁有虛擬法律的虛擬世界(提案者是安德森·霍羅威茨公司的風險投資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彭博商業周刊》所屬的彭博有限合伙企業為該公司投資人)。佩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他的爺爺是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為海上家園項目工作，他說，“對于解決絕大多數問題，硅谷做事情的方式要優越得多。向政府提出這些要求并不是狂妄自大。我們的政府還停留在19世紀、20世紀，他們在21世紀的當下做得并不好。政府的諸多特點，都是我們業界準備顛覆的。”
近期一個周五的晚上，29歲的Box公司聯合創始人亞倫·李維(Aaron Levie)向1000多人展示了自己位于洛思阿圖斯的巨大辦公室，這家公司提供數據存儲服務。習慣在手上記筆記的李維說，他一直在跟其他CEO探討如何能更非正規地與政府監管者合作。
這一點蠻讓人糾結的——監管者好像壓根兒不理解新技術。李維已與Salesforce.com的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一起加入了“舊金山奉獻”(SF Gives)，在谷歌班車遭抗議后不久，貝尼奧夫就啟動了這個基金，并在60天內從科技企業募集到了1200萬美元基金給當地的慈善組織。
Salesforce.com在舊金山擁有超過5000名員工，公司占地面積近14萬平方米。“我們原本可能會成為最大的反面典型，但是謝天謝地，沒人戳我們的脊梁骨。”貝尼奧夫說。貝尼奧夫家族在舊金山已經生活了四代，他的爺爺建立了灣區的高鐵系統，他說，他認為公司之所以至今能免遭抵制，是因為公司向當地慈善機構貢獻了1%的股權、利潤和員工工時。“我們的人在為這里的孩子免費輔導，在當地人去醫院時，我們的員工在那里迎接他們，”他說，“我們的員工會走進無家可歸人士的庇護所。所以我們在這里結下了善緣。”
艾琳·麥克爾羅伊(Erin McElroy)有同感。這個31歲的活動家自學編程，創建了抗議驅逐地圖項目，在地圖上可顯示舊金山地區所有驅逐案例和房主姓名。“我不是說Salesforce就沒有任何可以批評的地方了，”她說，“但我們一直以來抗議的是谷歌、蘋果、Facebook這些公司，而不是Salesforce，這是有道理的。”
盡管硅谷到處都是富有、信奉新自由意志主義的年輕人，但它已向慈善組織捐了很多錢，而且很有可能繼續捐贈。麥克爾羅伊說，問題在于這些高額善款以及眾多科技企業對灣區的貢獻有限。她說：“他們仍然跟本地社群脫節。他們談的是改變遠方人們的生活，而這會跟新殖民主義聯系到一起。大家并不太了解他們的生意會對此地帶來的影響，只是覺得谷歌和蘋果的錢都匯到了境外，而且在剝削別的地方的人。”
2004年，在哈維穆德學院(Harvey Mudd College)讀了兩年書的湯姆·普雷斯頓-沃納(Tom Preston-Werner)輟學，創立了Gravatar，轉手賣掉，接著建立了能讓程序員分享和儲存代碼的GitHub.2012年，安德森·霍洛維茨向這家估值7.5億美元的公司投資1億美元。他的公司辦公室里有一個酒吧，一名DJ，并且把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照搬進來，只不過將總統印章換成了“GitHub精英聯合體”。4月份，公司前雇員茱麗·安·霍瓦特(Julie Ann Horvath)指控遭到了公司的性別歧視和脅迫，普雷斯頓-沃納隨后辭職。(GitHub的內部調查并未發現任何違法行為；普雷斯頓-沃納否認了所有指控，但承認“有錯”，并在一篇博文中道歉。)
離開GitHub后，他和妻子啟動了一個非營利項目，為非營利編程俱樂部CoderDojo的貧困生提供價值200美元的谷歌Chromebook筆記本電腦。“也許相比再創立一家圖片分享網站，它們能解決其他問題。”在Fiore Caffé喝著咖啡時，他這樣說道。這家咖啡館就在他位于教會區的家附近，這個地段是舊金山貴族化的中心地帶。普雷斯頓-沃納擔心，未來硅谷將越發強大，而美國的其他地區將被甩在后面。“未來可能只有這兩類工作：一類是告訴機器怎樣去做，給電腦編程；另一類是機器告訴你該怎么做。”他說，“你要么創造自動化，要么被自動化。”這段話，跟凱文·羅斯家門口的那行帶著笑臉的標語內容竟然離奇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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