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路崎嶇
不過，醫生們“理想國”的創業革命，注定不會如此簡單地到達成功彼岸。卓正兒童保健中心的鐘樂醫生說，她不擅長處理繁瑣的行政管理，打點上上下下的關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選擇。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鶯或者朱巖那樣自己創業，就要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夠的資金，處理方方面面的困難。
很多有才華的醫生，都曾進入過一些民營資本早期投資的醫療機構。畢燁在哈佛大學讀完醫療管理以后，曾經試圖承包公立醫院的科室，又擔任過三家民營醫院的高管。她說，以前的那種創業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
“公立醫院的院長并沒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營醫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圖來形容。它們跟醫生創業時所考慮的不一樣，它們可以純粹為了錢，而不去考慮患者。”畢燁對記者說。
而于鶯在離職之后，也有很多民營醫院找上了她。于鶯沒有接受那些邀請，因為她覺得做一個非體制內醫院的高管，不足以讓她有機會實踐自己對醫療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醫院有過經驗的醫生告訴她，資本家也有缺點，譬如多年不給醫生漲工資。
獨立開設醫療機構的路途并不平坦。于鶯曾去過臺灣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醫生、家庭醫生的模式可以解決中國的醫患關系問題。于是她希望在北京開辦全科醫生為特色的診所，但走一趟申請程序下來，卻發現中國大陸的衛生管理，對醫療機構有著各種讓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為相同性質的醫療機構劃定硬性的設點距離限制。
朱巖說，如果這些不合時宜的規定能打破，那個巨大的潛在醫療市場馬上會被打開。4月1日，深圳市衛計委宣布，廢止“新增基層醫療機構(主要是診所和門診部)之間要按照《深圳市醫療機構選址指導意見》的有關規定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服務半徑重疊”的條款。這意味著，今后新增醫療機構將不再受距離的限制。
在移動互聯網領域，醫生們的創業看起來更加便利，不過也不乏暗礁。
前年，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張遇升，向他的師姐于鶯請教創業的方法——當時的于鶯正沉迷于一本國外的病歷總結書籍，提出了為醫生們開發手機病歷的方向。結果，杏樹林病歷夾后來成為了張遇升團隊最核心的產品，據稱目前進占了國內大約兩成醫生的手機，朱巖和于鶯都在使用。
“我覺得病歷夾，最核心的價值是，給醫生帶來了自由。醫院以前也有電子病歷，但是醫院的電子病歷和病歷夾最大的區別就是，醫院的電子病歷是給醫院用的，醫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資料你帶不走。”
張遇升說，醫生們平時對杏樹林病歷本的使用習慣，大大影響了這個APP的發展進程，這個APP開始時讓醫生用手機打字記錄，醫生只管對病歷拍照(后臺數據由杏樹林團隊處理)就行。這些移動病歷對朱巖們的最直接意義，是離開體制的醫生們可以繼續從事病歷收集和臨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屬于傳統醫療體系、各有山頭的病歷數據資源，逐漸成為了可以用作獨立項目開發的寶貝。
《21CBR》記者走訪的一些創業醫生也明白這一點，不過，他們也向記者表示擔憂：一旦公立醫療體系察覺到這些新的研發模式或者商業模式的威脅，未必不會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壓。
按照很多醫生的說法，醫生之所以比一般的產品開發者更有資格在醫療創業的領域大展拳腳，是因為他們長年積累著醫療領域的核心數據，大量的臨床經驗。歐陽晨曦就是一個累積豐富的醫生，他根據臨床經驗去鉆研人工血管，不過也曾遇到各種非議，譬如有同僚質疑他是變相代理醫療器械產品，或者說他“不務正業”，影響他在醫院里的職稱評定。
歐陽晨曦明白那種作為特別一員的存在感。他對記者說，在中國還沒看到一個很成功的一個案例——像他這樣既從事臨床醫療，又從事醫療創業的人。更多的醫生，離開了醫療系統就是徹底地離開。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創業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敗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歡有挑戰性的事情。”接受《21CBR》記者采訪那天，歐陽晨曦正忙于參加CCTV的一個創業節目，“經過幾年堅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開始意識到我真的在做一個醫療器械的開發(而不是私飽中囊)”。
醫生創業面臨的政策局限還有很多。社會辦醫療機構，目前都受困于無法納入醫保的問題，這使他們難以服務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實際上，于鶯也曾考慮過提供上門醫護、相對廉價的醫療商業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為旗下醫生申請出診資質的問題——這也是困擾中國“多點執業”，以及家庭醫生模式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
線上醫療也是一個有政策風險的領域。畢燁說，她所創辦的愛丁醫生APP，可能是中國唯一一個具備線下醫學實體的APP產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導用戶的日常習慣，在線下開發就診和隨訪的業務，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領階層的醫療支持中心。
她坦言，這種業務涉及到遠程會診，而中國對這個領域還沒有明確的政策，“在體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說。
最現實的，也是醫生創業的更大挑戰，是創業者如何吸引公立體制的醫生，尤其是資深醫生加入他們的創業陣營。于鶯和朱巖近來正致力于招徠大約十年工作經驗的資深醫生。如此一來，300到500元的掛號費才能滿足這部分醫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診者對醫生水平的期待。
于鶯說，醫改是否動真格，將會直接影響到這批醫生的決心，因為很多醫生還是不舍得事業單位的鐵飯碗，或者對藥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戀，“希望高薪水能夠讓你不需要再在門診里為開藥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嘗試(離開公立醫院的體制)，那你永遠都擺脫不了灰色的尷尬。”
在深圳，已經有來自北京和廣州的醫生加入了朱巖合伙投資的卓正醫療團隊。在微博上，一些年輕的醫生會向朱巖表達他們對現實處境的不滿，求解自己作為醫生的未來。對此，于鶯的觀點更加現實一些。她說，總有一天，各種條條框框會被慢慢瓦解，從深圳開始，一路瓦解到北京。
現在，于鶯已經是社交媒體上創業醫生的頭號標簽。她曾經的同事朱巖，也在逐漸累積起微博上的粉絲。在創業的過程里，醫生們開始有意識地品牌化——當不再享受三甲醫院的科室“權威”，以及洶涌的病患流量，他們更需要通過社交媒體來讓病人、投資人和業界認識自己。
“對于投資者們來說，他們都覺得醫療是一個朝陽產業;對于我們來說，這個領域確實需要很多創新，去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最后，在中國的醫療體制里面，醫生肯定是一個最核心的人群，企業也好，保險也好，病人也好，醫院也好，最終運作和開發都要落實到醫生的身上。誰能夠抓住醫生的資源，在未來肯定是有價值的。”張遇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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