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發稿，案件仍在偵查中，具體操作此案的翠苑派出所并未透露案件進展，但張建、李明等已被取保候審。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表示，“就張建而言，涉案金額僅500元，情節不算嚴重�！�
對于像支付寶員工盜賣用戶信息案，江蘇一位網警也表示很無奈�！白鳛榫蕉裕壳按祟惏讣荒芡�"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上靠，但此罪造成的影響很難被認定。公民個人信息被泄露，對于公民個人而言，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很難被量化。在對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認定中，警方目前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販賣信息的條數來認定情節嚴重與否�！�
1月2日晚間，取保候審在家的張建對本報表示，在警方正式處理意見出來前，他本人不愿再提及此事。
隱秘產業鏈
與張建從事類似品牌推廣和運營工作的電商資深從業者徐巍，自己在淘寶網上也代理了幾個內衣品牌的銷售。在他看來，“做電商就是做數據！”
據徐巍介紹，隨著電商的發展，客戶精準定位越發重要。大多數做電商的人，尤其是做到一定規模的人，都會購買數據。這些電商從業人員會選擇一些付費的“情報工具”，如由上海某公司開發的“情報通”。以情報通為代表的數據軟件，主要通過搜索引擎、數據庫等技術，對淘寶店進行數據分析，比如你店鋪的競爭對手做了哪些直通車廣告，用了哪些關鍵詞，效果如何，以及行業分析、店鋪分析、寶貝分析、買家搜索等，軟件都可以提供。通過使用這類軟件，電商從業人員可以獲取競爭對手的數據，以作為調整營銷策略和產品定位的參考依據。“我用的情報通，一年的年費是5萬元，數據對電商而言，太重要了。”徐巍稱，這些付費的數據軟件固然重要，但依然無法企及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資料。“舉個例子，比如我是賣女性內衣的，如果我手上有一個數據庫，得知喜歡在網上買內衣的女性消費者，她們購物的頻次如何，價格區間如何，消費規律如何，喜歡什么品牌，等等，如果知道了這些信息，我就可以提煉出更多的信息，以調整店鋪戰略。如果再知道了她們的手機號碼、電子郵箱、家庭住址等，我甚至還可以向她們定向群發短信、郵件、直郵DM等，她們都是精細化營銷的潛在消費者！”
徐巍稱，作為電商從業人員，他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精細化數據，但苦于沒有門路，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付費使用情報通等數據分析軟件。
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表示，李明離職前從支付寶下載的數據多達20G以上，只要通過一些軟件錄入數據庫再予以專業分析的話，基本上可以將所有支付寶、淘寶用戶的消費習慣盡收眼底�！斑@些用戶信息，都是可以帶來錢的，可以變現的�！�
不過，上述支付寶內部人士表示，“我們也不知道這20多G具體是什么信息，甚至究竟有沒有20G這么大，我們也不知道。”該支付寶人士還表示，李明團隊所盜賣的數據，至被用于其個人牟利，目前還沒有被他們傳到網上，對社會不構成公共性的危害。
盡管李明等盜賣的公民個人信息沒有大面積被傳至公眾網絡，但以錦江之星為代表的一批快捷連鎖酒店的住客信息，在今年10月便被公開，甚至公民個人的開房信息等隱私，都在網上可被公開查詢，甚至有人在美國新澤西州注冊了一個網站，可供網民公開查詢他人在錦江之星的入住記錄。目前，國內用戶已經無法訪問該網站，但數據包依然在百度云可被公開下載至個人電腦。更早之前，京東商城、當當網的注冊用戶資料泄密事件，亦鬧得沸沸揚揚。
2013年11月，網上驚現一位出售真實QQ、微信用戶資料的信息，信息內容高達90G，涉及8000萬個微信群和15億QQ用戶，標價為400元。賣家宣稱，其出售的資料囊括市場所有行業的最新最全的活躍QQ用戶，同時已經按行業、產業、年齡、性別等分好類，還可以針對單個QQ、微信賬戶，查詢到具體的姓名、年齡、社交網及從業經歷等。騰訊在2013年11月21日發布公告稱，用戶資料泄密是2011年的問題，當時便已經進行了安全升級。淘寶網方面則接到了騰訊的協助請求，將網上販賣資料的信息處理下架。
上述網警介紹稱，在電商領域，的確存在隱秘的客戶資料黑色產業鏈，在“黑市”中，用戶資料的價格按照“行規”是以文件大小來銷售的，打包文件大部分是上百兆的大小，含有幾千條信息，一般價格是幾萬元不等。其中，最值錢的是電商的用戶資料，可以按條數來賣，一個經過精細分析的“數據包”甚至可以叫價百萬元以上。買家的目的各自不一，有人是用以信息詐騙，有人是買斷競爭對手的全部用戶資源，有人則是為了給目標客戶發送廣告。“這種產業鏈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發達的地區，比如杭州、上海、深圳等地�！�
浙江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網絡傳播學者副教授汪凱認為，“中國法律上對于公民個人隱私權的保護一直都比較薄弱。以往談及公民個人隱私，常常與名譽權一并被提及，但在電子商務發展迅猛的當下，隱私權其實已經成為了一種產權和一種精神財富，尤其是消費隱私。有誰愿意自己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花了多少錢偷偷買了一盒事后緊急避孕藥被天下皆知呢？”
汪凱表示，防范電商再出用戶資料泄密事件，除了電商公司積極開展商業倫理教育，建立內部稽查部門及時監控外，國家層面還根據新時代的新變化，出臺相關法規，對公民網絡隱私予以明確界定，并加大網絡獲取、公開、買賣公民個人隱私等新犯罪形態的打擊力度。
陳良亦表示，國家層面對隱私權的重新界定，在網絡時代更應該有“新的說法”，司法體系也應該加大對利用公民網絡隱私從事牟利行為的打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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